南岸野猫溪九三巷这条街有三个大院子，分别为六号、七号和八号。

我家在六号院子，住在七号院子里的胖子叔，一直有人缘，经常有好些工人在他家喝酒唱歌穷作乐。

在这条街，这个地区，人人都知道我是非婚生子女，就我不知。

我和母亲额头上烙着红字印记，经常遭人白眼和欺凌。

可是胖子叔每每见了我，并不像周遭邻居那样看低我，他总是朝我点一下头，或微微一笑，很友善。

我呢，当看不见，可心里记住了。

胖子叔对我母亲也是如此，母亲扛了东西回家，经过他的院门，或在路上遇到，他会帮她扛回我们六号院子。

母亲说，胖子叔是一个好人。

文革开始了，胖子叔积极参加，他家里成了辩论的场地，聚了好些人。

他的农村妻子，图个清静，就不来城里了。

倒是常有农村的年轻后生、远房侄子捎些山货来看他。

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看见公安局把胖子叔铐走。

他眼睛平视前方，什么人也不看。

围观的人群议论着，说他跟他徒弟做那连鸡狗都不如的事，活该。

不久，很多坏分子被押在广场开公审大会，他的脖子上挂着“鸡奸犯”

大木牌。

会后，游街时，我看见他，整个人蔫了，眼里失去了光亮。

胖子叔关了十年才被放出。

说是因派系斗争，得罪了造反派头子，想整他，可是他家庭成分好，又革命，找不到什么岔子，最后发现他不喜欢女人，总和男人打堆。

母亲说，胖子叔幸运，因为证据不足，找不到一个他的徒弟承认与他有问题，才只关了那么久，不然少说也是二十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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